极特殊的情况下，律师特许执业制度仍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：如何合理化地设置律师特许执业制度，既能为“凡进必考”提供必要的例外，又不至于成为鱼目混珠的管道？

日前，律师法修订草案二度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此前，几名常委会委员曾建议取消律师特许执业制度，不过，草案二审稿对此仍予以保留。

鉴于法治统一性要求，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以取得法律从业资格，乃是国际惯例。毕竟，法律从业者作为司法“操盘手”，其知识素养、执业水准和道德操守，直接影响着国家法律阐释与施行的具体面貌。

在考试体制之外另开执业“口子”，必须格外谨慎。我国司法考试10%左右的平均通过率，并不阻碍优秀专业人士加盟律师队伍。日本和韩国的司法考试通过率只有3%，尤其是在韩国，一人合格，当地光荣，甚至沿街高悬横幅。美国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据说有20%，但只有拿到其他专业本科学位的基础上才有资格修读法学，进而参加司法考试，高端之上的优中选优，较高的通过率当属正常。

而在我国，报考司法考试的学历条件要求较低，且面向所有学科。综合考虑各种因素，一方面，只要具有必要的学识、智慧、恒心和复习时间，经过必要的努力，通过司法考试并不十分困难；另一方面，一名专业人士的能力如果不能达到司法考试的要求，即使勉强被特许授予律师执业资格，通常也难有作为。

然而，司法考试的理论性极强，司法实践的现实性也极强，二者矛盾决定了金榜之外难免“尚有遗贤”。一是面对司法考试的许多记忆性问题，白发学者纵有多年功力，也处于劣势。二是考查要求不同。司法考试重在全面基础性考核，专业人士往往精通某一方面，力有不逮。三是标准不同。越是功底深厚，越可能对现行法律存有疑问和假设，而司法考试的标准确化命题，却不允许没有定论的答案。但是诉讼实践中，解决各类疑难法律问题，更要靠“高、精、尖、专”的专家型律师。

因此可以说，在极特殊的情况下，律师特许执业制度仍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：如何合理化地设置律师特许执业制度，既能为“凡进必考”提供必要的例外，又不至于成为鱼目混珠的管道？对此，笔者建议，通过设定严密的正当程序，可以有效赋予并强化律师特许执业制度的合法性。

第一，严格限定特许数额。既然是“例外”渠道，就要从严掌握，不妨根据目前实际，一次性确定数额，坚持“缺编再补、不缺不补”的原则。

第二，明确规定特许执业资格的授予条件。例如，律师法修订草案把“从事法律工作满20年”作为一个重要条件，但在实践中，法律机构的行政管理甚至服务保障人员，其性质往也被认为广义上的法律工作。因此，有必要将“法律工作”的具体内容予以细化明确。

第三，越是“例外”，越要透明。建议由司法部提前一年公布次年计划新增的特许数额，由候选人自愿申报，并对候选人名单、资历及初步入围理由等予以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和评议。

第四，最关键的是发挥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功能。对初步确定的特许执业人选，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提交每年的代表大会审议，审议通过者再提请司法部正式授予特许执业资格。

上述程序，回答了公众特别是法律界对特许执业者的合法性拷问，有助于律师同行乃至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，接受和认同这些“特殊律师”，当然也有利于特许执业律师挺直腰杆赢得社会、同行以及当事人对自己的身份尊重与专业信赖。